邓海建
9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家洲在某公众号发布公开信，申明要断绝与新招硕士生的师生关系。在公开信中，孙家洲对新招硕士生郝相赫对一些教授“无端嘲讽”表示不满，斥其为“狂徒”。
在一团和气的中国学术界，有一两个“狂徒”，有一两个“怒师”，其实是很有爱的一件事。双方为学理而恪守立场，为学格而捍卫尊严，既没有违反校规校纪，也没有悖逆公序良俗，当事人自私也好，豪放也罢，总是一种态度，是做学问该有的“偏执”。
大概的情节发展是这样的：因为读了李凭先生的 《北魏平城时代》，学生郝相赫在微信朋友圈口出狂言，认为以前读过北大阎步克教授、人大韩树峰老师的高作，并不十分佩服。于是就拿来比较，在微信朋友圈说后两者“平庸”。尽管对个别老师“没有直接点出其名字，而是用拉丁字母代替”，但这事还是让导师孙家洲羞愤难当。当然，导师最终选择断交，是因为“郝相赫从报到之后，在微信上屡屡发表攻击他人的言论，我为此不安”。何况，早在断交信发布之前，导师就私下与其表示，“对于你近期的几个微信所体现的意境或者说风格，很不安。”
沉潜治学，平和为人，这是师傅遵循的价值取向；有一说一，本真性情，这是徒弟选择的表达路径。最后，果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分道扬镳，各自东西。外人对此事铺陈出诸多演义，不过，最该点赞的还是校方态度——人大外宣部门负责人表示，“基本上导师不愿意带这个学生了，这个学生在同一专业内再找个导师就可以了，这个是正常的现象。”说得再直白一点，师生割席，正常不过，不是公共议题，只是各自累觉不爱的家务事，实在没必要闲操萝卜淡操心。
这话当然是有道理的。眼下的高校，导师与学术基本都是“双选”的。有爱，就在一起；无爱，再择新欢。学术分歧，只要不是权利剥夺，兜兜转转，其实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之一。如果学生不服导师、或者导师厌恶学生，还要捆绑在教育教学体系之内，这才是很恐怖的一件事。面和心不和，混日子、糊差事，靡费时日，还不如一拍两散。
不过，理论是理论，现实归现实。此事之所以在舆论场发酵成公共事件，恐怕绕不开三个背景：一则，师生之争，导师的强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件事上，导师拥有更大话语权与影响力。以细节而言，郝相赫的吐槽在微信朋友圈，几乎翻不起多大波澜，因为他的“朋友圈”，不过是家人亲朋者多；而孙家洲的义愤，是发在微信公众号，平台不一样、关系不一样，效果自然也不一样。二则，此事尽管真相有待进一步厘清，但双方的失当之处也有一定程度的差别。学生口不择言，甚至用词有人身攻击之嫌，这固然要批评；但，身为导师，可能宽容宽宥的心要更大一些。在学术探讨的范围之内，似乎更该以理服人，而不是祭出拒绝施教的大旗。何况，从程序正义来说，导师的做法显然有失妥当。因为中止师生关系，应该按程序向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提出，待审核批准后，才能解除契约关系，而不是单方面发微信朋友圈告知。
历史告诉我们，在学术的战场，打打嘴仗，实在犯不着上纲上线。人品上的“狂徒”需要教诲，学界的“狂徒”姑妄听之。如果师生之间一派三纲五常，这样的研究氛围，就是理想之境了吗？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人家一口拒绝还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他甚至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恕不奉访！”这话，不只是“得罪”了一票专家学者，简直连入土的古人都“得罪”干净了。只是，如果当年的学界也在公众号“群起而攻之”、纷纷割席断袍，还会有我们崇仰的钱钟书吗？
今日的“师生割席断义”，在保障学生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也许各自都有反思的余地。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