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勇剑
不懂“感同身受”就不能深度理解杭州司机吴斌“平民英雄”的时代现象。倾城送英雄的杭州人理解了“感同身受”这个社会心理情结。在他的 《通感文明》 （EmpatheticCivilization）一书中，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论证了从“采用能源”的社会到“采集意愿”的文明之必要与可能。就像吴斌这个“平民英雄”让迷失于物欲社会的人群看到希望，人类“感同身受”的自然心理能力是和谐新文明的希望。
感同身受可以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16年前，美国科罗拉多州的6岁选美幼女蓝姆西 （JonBenetRamsey）在自家地下室被害。他们的父母一度成为嫌疑人。4年前，科罗拉多州法院判定蓝姆西父母无辜、无罪。但杀害蓝姆西的凶手还没有找到。蓝姆西那张可爱的笑脸成为美国民众心头永远的痛。16年来，新闻持续关注蓝姆西，因为她的遭遇代表着整个社会隐隐作痛的心理自责。遗忘是下一次作恶的共犯。
“天人合一”是高度文明的“感同身受”。与我家相距300英里的油砂矿原本是加拿大野鹅的栖息地。3年前，一张15只野鹅陷入废弃的油泥潭而奄奄一息的新闻照片差点让这家亿万资产的公司破产。2年前，在墨西哥湾漏油危机中，一张张被海面漏油窒息而死的海洋动物照片也激起了全社会对英国石油公司的抗议和抵制浪潮。本年度，“归真堂”活熊取胆引发中国各年龄层的强烈反应。危机公关“专家”试图把取胆汁和挤奶汁做“正常”的概念置换。他们注定的失败也刻画了另一种文盲：感同身受文明时代的文盲。工业化发展至今，人类无法独自“文明”。生态文明意味着全球生命与环境的同呼吸、共命运。
每个企业家的头脑里都有一个经济学家，每个经济学家的心里都有一位哲学家。在霍布斯的 《利维坦》里，人是自私的。在洛克的生产效力（utility）哲学中，人的使命是征服自然。有这样的哲学，才有强调经济效能的经济学，才有自私为核心的商业竞争的理由。现代存在主义哲学认他人为地狱，“我”被强调为“自我”；“自我”被放大成“自私”。直到物质极大丰富之后，“我”仍然不幸福的时候，我们开始反省认识到“我”不是自然天生的，而是集体社会文化环境构造出来的概念。反省中我们意识到，商业文明的核心还是关于幸福，但不再只是自私的“我”的幸福。身处社交媒体的时代，每隔15分钟，如果没有邮件，没有微博关注，没有短信，我们立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仍然存在着。过去，哲学指导经济学；现在，21世纪的幸福技术第一次超越了幸福哲学。
虽然没有哲学公论，我们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共识。那就是，“我”的幸福必须、应该、可以有“你”在其中。这一回，神经科学家先于哲学家提出了“自我”不幸福的生理原因。在人的神经系统中，存在着一个“镜像神经元”，它是我们“感同身受”能力的生理基础。在自然资源充沛的过去300年中，人类可以不断掠夺外部环境的能量保持人类社会这个小系统的内部均衡。进入21世纪，我们惊恐地发现，在还没能够征服外星系之前，人类就可能把地球连同自己一道消费掉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悲剧之后是喜剧，通过《2012》这样的电影帮助，人们渐渐形成一个共识：自私的我不幸福，包容的我可以更幸福。幸运的是，“镜像神经元”的效果逐步从生理扩展到社会意识，并滋养出“感同身受”的集体心理文化。敏感的企业家首先发现“同感”的社会能量，并把它引入了新兴的商业活动中：社会关系营销、企业社会责任感策略、感受体验产品、商业公民……
想法永远笼罩着做法。弗洛伊德的“性”意识影响了几代人将性福对等于幸福的行为。当我们欣然接受“镜像神经元”的概念解释之时，社会已经从“神学百年”、“意识形态百年”、“心理百年”进化到21世纪的“感同身受的百年”。后工业革命时代，人类辛苦劳作的主要目的转变了：从生理生存转为心理幸福。从哲学、经济学到商业实践，“我们”成长为心理幸福的主体。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读这些经典中文，我们不难了解，中国文化蕴涵着悠久和丰富的“同感”价值观。它们是我们创造与世界同乐的宝贵资源。在盛世，这些价值观不容易被人赏识；处困境，它们是希望之源。汶川地震、杭州吴斌司机，每次我们都看到，比灾害肆虐力量更大的是汹涌澎湃的人心意愿。
费孝通先生有一“共美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各美其美”的竞争心理时代，自私的幸福是社会活动的主旋律。在感同身受的时代，“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就成为社会共同创造幸福的指导原则。
（作者为加拿大莱桥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