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李星言 实习生 胡颖皓
昨天，纪念教改颁布30周年大型论坛在华东师大启幕，众多教育专家围绕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畅所欲言。上海中学原校长唐盛昌建议，目前通行的“小中高5+4+3或6+3+3”学制可参照发达国家做法进行适度调整，高中不一定是3年，而更要注重高中阶段与大学的衔接。
上海中学原校长、市基础教育比较研究所所长唐盛昌：应高度关注高中学制、课程
小学5年、初中4年、高中3年，这是上海实行多年的学制，而在我国其他地区，还有6+3+3的学制。上海中学原校长、上海市基础教育比较研究所所长唐盛昌认为，高中阶段的学制体系和课程架构需要与教育定位相匹配，不妨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以学生未来发展需求和选择作为高中阶段课程设置的适度调整。
比如，欧洲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小中高13年+大学3年”的做法，比如英国是“小学6年+初中5年+高中2年”，而德国则是“小中高4+6+3”，虽然分布不同，但这些国家的高中都注重大学预备课程和职业教育预备课程的分化，让学生在高中时就对未来选择有比较明晰的方向；而美国多年前就实行“小中高6+3+3以及大学4年”的学制，看上去和我国的学制分布一样，但同样重视在高中3年对学生在学术型与应用型不同发展方向上的课程选择。
“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最后几年，适应学术型或技术型方向发展的相应课程逐渐成型并形成体系，高中阶段已不需要非得是3年，在学制的设置上更应考虑高中与大学的衔接，像30年前关注义务教育那样关注高中阶段教育”，目前仍存在以升学应试而非学生发展作为学校课程设置主要出发点的现象，中考的存在及九年义务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初高中的区分界限，社会舆论中存在技术型大学没有前途的错误观念，唐盛昌表示，从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情况看，已经到了应对学制和课程配置相关问题高度关注的时刻。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尽快起草学校法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是教改30周年的见证者。当下热播的《虎妈猫爸》也吸引了这位学者的关注，在她看来，该剧反映出社会对教育的畸形焦虑和各种教育思想之间的冲突，“我们历来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但往往忽视社会要承担起应有的教育责任，没有社会整体性对自身教育责任的认识和多种力量形成合力，基础教育改革再要朝前走会有大的难度。”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也赞同深化教改的观点，“教改30年使教育资源不再稀缺，但由于自上而下体制的僵化，中国当前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又回到体制上来，所以亟待从集权治理走到分权治理，重构我国教育治理体系。”
张志勇坦言，一旦出现教育问题，人们首先责问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其实各级教育部门对教育事务的管理权限有限，我国教育人事权、财政权、事务权高度分割，比如教育人事权在人社部门，教育财政权在发展改革部门和财政部门等，由此带来的一大弊端就是教育部门缺乏教育的统筹权，且教育行政效率低下，“如果不再次进行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很难建设一个教育强国。”
而解决的途径，张志勇认为，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事务管理权上下层级之间的划分要重新进行建构，向社会让度教育决策参与权，向学校放权，依法确保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人事管理自主权、自主招生权、财政教育经费和合法募集的教育经费的自主使用权，教师绩效工资的自主分配权，课程改革的自主权，对不符合法规要求的教育评估事项的拒绝权等，“我们希望要尽快起草学校法来明确政府学校权力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