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飞
成思危的一生，似乎一直与“风险”联系在一起。
1987年，成思危就已经在中国提出“风险投资”的概念。当时他刚刚完成从化工学家向经济学家的转型，从美国念完MBA回国后，提出了一个在化工系统试行风险投资的建议。但当时中国既没有资本市场，也没有产权交易，所以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我并没有泄气，有机会我还是要讲。”成思危说。
直到1997年，已任民建中央主席的成思危，在武汉到重庆的轮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以风险投资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规模虽不到100人，但美国花旗成长基金、穆迪公司等都派人来参加了。他认为，中国发展风险投资的条件基本成熟了。于是他把研讨会的意见和自己的思考综合起来，就形成了民建中央的一个提案——《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几点意见》。这个提案提交给了1998年3月举办的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一号提案”之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成思危，也被称为“风险投资”之父。
成思危推动风险投资花了十年，推动创业板的设立同样花了十年，且过程更为跌宕。
中国早在1999年就有设立创业板的想法，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司法》做出修改，即：高新技术企业，可以按照国务院新颁布的标准在国内股票市场上市； 同时通过了一个拟建单独的高科技股票交易系统的决议。2000年10月，深市停发新股，筹建创业板。2001年初，纳市神话破灭，且国内股市频传丑闻，成思危当时站出来建议缓推创业板。
2003年，成思危提出采取“三步走”的办法建立二板市场，先参照主板的条件设立科技板块，然后降低门槛、扩大容量，最后建成创业板。一年后的2004年，深圳中小企业板开盘，他在开板仪式上的讲话中提出要逐步向创业板过渡，但创业板的动议仍然被搁浅。
直到2008年，创业板才正式被列入议事日程，但随之而来的美国次贷危机恶化，席卷全球形成国际金融危机，推出创业板的进程再次被迫延宕。
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民建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积极扶持中小企业走出金融危机困境的提案》，呼吁尽快推出创业板市场，使具有创新能力的优质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同年2009年9月13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将于9月17日召开首次创业板发审会，首批7家企业上会。
当年10月23日，中国创业板举行开板启动仪式。成思危又被称为“创业板之父”。
论做官，成思危在1998年已经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国级的级别，在中国经济最为一帆风顺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却推动着两样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旧具有浩瀚风险的东西。无论是风险投资，还是创业板，在金融底子差、资本市场不成熟的中国，稍有差池，“××之父”很可能会背上千夫所指的骂名，或是面临江湖之远的孤寂。但他就是有这般试错的勇气，探索的担当。正如他被广泛传播的那两句话：“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
事实上，无论是风险投资，还是创业板，都证明了成思危的远见。中国正经历着转型的阵痛，但成思危留下的这两样东西，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当下，已成为推动创业创新最重要的两条支柱。无数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需要资本市场的风投培育梦想的成长，更需要资本市场的上市来迈向成功的彼岸。当这些年轻人有朝一日为自己的公司上市鸣锣之时，他们应该缅怀这位资本市场教父式的人物。
1935年，成思危出生于风声鹤唳中的北平，他的父亲，著名报人成舍我为他取名“思危”。在他花甲之年，他再一次为我们阐释了“居安思危”的意义——在太平盛世中，当个太平官，心安理得地享受发展成果固然称不上可耻；但愿意为将来的瓶颈提前布局，并为之甘冒风险，这才称得上可贵。
因此，昨天成思危逝世之际，当悼念文章大多把他作为一名学者、一名经济学家来怀念时，我却以为，如果单纯以是一名经济学家的身份，著作等身的学识固然可贵，独立、直言、不趋炎附势的人格固然可贵，但仍不足以塑造成思危的地位。所谓知易行难，更可贵的是，曾经站在国家领导人的高位，身体力行地去破除阻力、推动理想。在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中，这可能是一名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情怀。
成思危曾说，“虽然我没在湖南生活过，但可能还是继承了湖南人的内在性格：一旦看准了的问题，九头牛也拉不转。就像我父亲一样，敢于屡败屡战。幸运的是，我这些选择都对了，但当时看来，都冒着风险。”
幸运的是，成思危的选择都对了；幸运的是，中国能有成思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