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承
“华裔”，是贯穿李光耀一生难以被抹去的标签。
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标签，是因为从李光耀于政坛崛起之日起，海内外的华人，都在期待他的华裔身份，会在新加坡的内政外交上，给他的同胞带来种种便利乃至优待。然而历史证明，李光耀身上的华裔血统，让他与华人之间，有着一切外界无法想象的恩怨情仇。
其中最纠结的关系，来自于李光耀与南洋大学的校友，这其中不仅掺杂着他与这所大学的命运交错，还凸显了李光耀一生对华文的复杂情感。
直到李光耀病重，南大的校友们，似乎还不打算与这位亲自下令关掉这所大学的“仇人”达成和解，在南大校友创办的校史网站上，李光耀的形象仍被各种各样的负面形容词所描绘。
南洋大学建校甚至比新加坡建国还早十年。这是一所由“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共同捐资成立的华文大学，一度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教育界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1980年，在经历十多年的妥协乃至抗争，南大为第21届学生颁发了毕业证书后，从此走入历史。
“新加坡能让这所大学存在吗？”这是李光耀在他晚年所撰写的回忆录中的再思考。在这本书里，李光耀坚持认为，南大的存在，使得新加坡在“冷战”时期有被西方误解的可能。为此，他不惜关掉了自己同胞费尽心血建成的华文学校。
就像李光耀对待南洋大学一样，在华文问题上，他也排除自身华人血统，转而站在为新加坡利益服务的立场。
1965年建国伊始，李光耀曾顶住来自新加坡华裔乃至国会议员要求把华语列为官方语言的呼声，坚持“独尊英语”。客观地说，在新加坡建国后，英文作为唯一官方语言的二十多年中，新加坡人因为大多数人掌握流利的英语，而在对外贸易和航运等产业中占了优势。
但李光耀本人并不排除华文，除了花费半个世纪学习华文之外，他也把自己的三个孩子送入新加坡的华语学校接受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他与新加坡华裔在语言问题上达成和解。1987年，在他执政晚期，李光耀放弃奉英语为唯一教学语言，转而支持针对华裔进行英、中双语教学，而在这个背后，也是新加坡基于自身外交和经济利益作出的重大调整。
“新加坡的语文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事实上，不独南大和华语问题，纵观李光耀的一生，他的确善于在不同的、乃至互相抵触的意识形态中“切换频道”，从而始终在这些轨道中，找出最有利于自己和新加坡的一条路——当年，在西方热切欢迎李光耀推动亲西方的语言和教育政策后，这位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的华裔，却富有远见地没有将西方体制照搬给新加坡。
相反，李光耀以“亚洲价值”为新加坡特有的政治制度理论支持。去世前两年，李光耀在著作中写道，如果新加坡决定发展成为像英国那样的两党制政治，则国家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
他尊重西方思想给新加坡发展带来的好处，但他也敏锐地觉察到照搬西方的一切，会给这个华裔占76%的东南亚国家带来灾难。他领导的新加坡，长久以来依靠严刑峻法来改善社会治安和风气的做法，例如对犯法者实施肉体和精神双重惩罚的鞭刑制度，也与中国法家思想一脉相承，即便面对西方的尖锐批评，新加坡仍坚持保留。
新加坡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也许更能反应李光耀华裔身份下的复杂情感。
1978年，刚刚从“文革”中复出的邓小平首次访问新加坡。
在邓李两人见面前，中国曾长期形容新加坡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而新加坡也常年视中国为“在东南亚输出革命的国家”。据史料，在邓李首次会面时，李光耀坦率地提出，希望中国停止输出革命。而在两人会面后不久，中国开始走向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道路。
自邓李会晤后，李光耀访问中国达30次左右。2005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访新，他就此评价称，“（李光耀数十次访华）在国外领导人中是不多见的，说明资政对发展中新关系情有独钟”。
早在中新建交后第三年，邓小平就提出中国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此后，中国掀起学习新加坡热潮，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等一大批中新合作项目在中国落地，大批中国官员先后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习。
截至2011年底，南洋理工大学已经为中国各级政府培养了1100多位硕士毕业生，短期培训课程结业人数更突破11000人。其官网称，市长班的硕士毕业生杰出校友中包括中央候补委员、省委常委、副省长、众多副省级后备干部，以及遍布全国的市委书记、市长、厅长和司局长。从最初的吸引外资、公积金制度、政府保障房，直至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新课题，中国官员都在新加坡找到了学习的角度。
李光耀在外交策略上极为讲究平衡，他只从新加坡利益得失的角度，而非他的华裔血统来考虑问题。由此，这位老牌政治家，一方面使新加坡长期为中国改革开放助力、培训大批中国官员，而他自己也在两岸问题上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另一方面他却数次公开发表对中国并不那么友好的论断——他曾呼吁，一旦在中国转变成顶级强国，其他亚洲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时，美国必须介入亚洲事务，以确保区域平衡。
作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李光耀，也是中国的诤友。他没有因为华裔身份而放弃对中国独立而有见地的观察；与此同时，他和他领导的国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
但这一切的目的——新加坡著名外交家许通美曾简洁有力地概括了李光耀的外交哲学——“我们实行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它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任何教义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现实的需要之上，即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一直以确保新加坡的安全和繁荣为指向。”
七年前，李光耀对《国际先驱论坛报》 记者总结了他自己的政治哲学。这一小段话，也许可以解释围绕在他华裔标签上的一切恩怨故事。他说——
“新加坡的成功秘诀是‘不受意识形态束缚(ideology free)’，国政最重要的目标只取决于是否为新加坡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