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光耀执政期间，新加坡创造了在一代人时间里变身发达国家的奇迹，从１９６０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４００多美元，到１９９１年超过１．４万美元，再到２０１３年的５．５万美元，不断跨越发展，全球竞争力名列前茅。
这些只是可量化的指标。在一代人时间里，新加坡从贫穷走向富裕，从脆弱走向稳定，从腐败走向廉洁，从人情关系社会走向全面法治社会，从缺乏归属感的移民聚散地变成族群和谐共处、身份认同感强烈的国家，从“地图上的一个点”发展成有重要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晨报记者 徐惠芬
没有几个国家像新加坡一样，能如此鲜明地反映一个人的遗产——这个人就是被称为新加坡“国父”的李光耀。
李光耀打造了怎样的“新加坡模式”？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有何特色？晨报记者就此专访了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吕元礼教授。
吕元礼所著的《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在新加坡受到了政府高层的关注，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在国会发言中专门介绍该书，并为该书作序并亲笔题签。
强国社会优先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称赞李光耀是20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正是他，让新加坡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跃成为第一世界强国。谈到新加坡这一近乎奇迹的成功时，都会提到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模式”，那么，什么是“新加坡模式”呢？
在吕元礼看来，“新加坡模式”就是“李光耀模式”，虽然李光耀自己对这个模式没有作过明确的阐释，但其谈论中国时的一番言论其实就是对“新加坡模式”的解读。
“1974年，李光耀对当时的印度总理讲过一番话，他说，自认为对中国人的心理有特殊洞察力，中国人聪明、务实、勤劳，别看中国经济现在差得出奇，但是第一只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有信得过的官僚； 第三有市场经济同时以社会为依归，搞市场经济同时强调社会第一、个人第二，而不像美国一样强调个人第一，那么，中国不仅可以和新加坡竞争，甚至可以和日本竞争。”
吕元礼告诉记者，这三点其实也是李光耀的三大治国理念：“相对民主，李光耀发展新加坡时更强调稳定为先；其次，李光耀很注重人才，有精英情结。他曾说过，如果新加坡最聪明的300个人在飞机上遭遇空难，那么新加坡就垮了；最后，李光耀发展新加坡时，也很强调社会优先，而不是个人第一。可以说，这些都是李光耀发展新加坡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新加坡模式’。”
推崇实用主义
自李光耀于1959年就任新加坡总理之职后，新加坡逐步打上了李光耀的烙印。对于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吕元礼认为，可以从李光耀参与创建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党徽开始解读。
吕元礼介绍称，人民行动党的党徽具有三重象征意义：闪电象征着行动，要求的是活力；白底象征着纯洁，强调的是廉洁；蓝圆象征着团结，注重的是和谐。“可以说，比较有活力、廉洁、和谐正是李光耀领导下新加坡的三个发展特点。”
就活力来讲，新加坡政府用一代人的时间让该国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这个供水都要靠马来西亚的弹丸之地，目前竞争力排名全球第三。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这样描述活力新加坡：新加坡可谓21世纪的城市榜样，没有荒废的土地，也没有过剩的人口。在这个时代，高压统治的政府会遭众人谩骂，而新加坡管理国家就如同经营公司一样，并一直受到高度赞扬。新加坡的福利体系跟欧洲如出一辙，包括国民医疗保险和低成本的教育体制，但它既不鼓励希腊人那种懒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挥霍。新加坡的方式是通过一系列激励方案培养市民的良好行为，而这些方案又能使人们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保持稳定，专心工作。新加坡的失业率一直很低，几乎没有人无所事事。新加坡还通过征收消费税和向有车族收取拥堵费来促进对可持续发展有利的行为。
在吕元礼看来，正是李光耀对实用主义的推崇才让新加坡充满活力。“李光耀有三论：第一个叫‘行得通论’，新加坡不讲什么主义，一切以行得通为选择； 第二是‘鞋论’，认为引进而来的制度比制造出来的制度更优秀，鞋子穿得越久越合适，所以不要轻易地扔掉旧鞋子；第三是‘存而不论’，他说‘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让下一代去决定’。”
高薪养廉治贪
廉洁已经成为新加坡的一张“名片”，而这张名片正是在李光耀领导下印制的。
“新加坡的廉洁状况并非从来如此。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登台执政之前，新加坡也是贪污盛行。该年大选前夕，李光耀还曾为竞选之事犹豫不决，但在意识到当时公务员队伍已全面腐败的问题后，李光耀决定全力参选，并将‘扫除贪污’作为最重要的竞选口号之一。”
就任之后，李光耀信守诺言，开始大刀阔斧地反腐倡廉。吕元礼称，李光耀非常强调“硬道理”，而新加坡目前所取得的廉洁与该国政府在制度安排和政策实施上特别讲求“硬道理”密切相关。“在防治贪腐上讲求硬道理，就是避免片面追求那些好看、好听但不可行的道理。圣人是很难做到的，新加坡政府并不要求官员去做圣人，而是要求官员做一名君子，上述理念落实到制度安排或政策制定上，就是提供给公务员足够薪酬，这样才能经得起诱惑的考验，这也成为新加坡治贪的硬道理之一。”
除了高薪养廉，新加坡对公务员也有非常严格的监管机制与处罚条款，公务人员即使收受服务对象一盒香烟、接受家庭主妇几块钱的小费等小恩小惠，也会受到难以置信的严厉制裁。此外，新加坡的公务员工作越久，退休时所能得到的养老金就越多，如果其在职时廉洁奉公，退休后还能过上小康生活，但一旦有贪腐行为，这些钱就会被全部没收。
就是这些“硬道理”指导下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实施，使新加坡发展成为廉洁的代名词。2010年，新加坡的廉洁状况被“透明国际”组织评为世界第一。
族群混居和谐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语言的国家，人口中华族占76.0%，马来族占13.7%，印度族占8.4%。但在不少国家出现的种族纷争，在今日的新加坡却极为少见。
不过，历史上，新加坡也曾有种族冲突的先例，李光耀就任新加坡总理后，消弭国内种族和语言的差异就成为其一大困扰。对此，李光耀采取了英汉双语政策，并通过实施少数族群保护政策，加强培养国民意识，打击种族主义言论，努力将“缺乏共同命运”的多民族人口建设成为一个和谐的“多种族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李光耀还注意在社会结构上调解民族问题，提倡民族混居政策。据吕元礼介绍，新加坡约80%的人口住在组屋里面，也就是类似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之类的房屋，它规定每一栋房或小区必须大约有华人76%、马来人13%-14%、印度人7%-8%、亚欧裔1%-2%。如此一来，组屋政策不仅解决了民众住房问题，同时还改善了民族和族群问题。
“就和谐而言，新加坡的许多方面让我们为它叫好。它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按功行赏制度，但又注意‘扶贫济困’，弱势群体获得较好的照顾。在那里，你走遍每个角落，也看不到一个乞丐。人民行动党执政20年后，90%的居民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它社会安定，秩序井然，一位到新加坡的美国女记者曾告诉李光耀，她清晨两点可以放心大胆地沿着位于港区的旅馆周边街道慢跑，而在美国，这样的行为‘一定是疯了’。当然,由于新加坡过于强调发展的硬道理，有时候可能会忽视公平的大道理，即在注意做大蛋糕的同时，在分好蛋糕方面令底层民众不满意。现在，新加坡政府正在调整方向，努力向左转，让收入低的阶层能有相对更多的收入。”吕元礼表示。
新加坡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这一奇迹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在于，新加坡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西化之路，而是一条坚持自力更生、博采东西方之长的新加坡现代化之路。作为新加坡奇迹的“总设计师”，李光耀功不可没。正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是他带领新加坡走上了“进步的捷径”。而且，这条“进步的捷径”稳定且可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