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张谷微
茶人茶事系列之一
3月末，春茶初起。像“龙井43”这样的早熟品种，明天起就可以大规模上市。
茶以新为贵的观念，据称始于唐代。唐代诗人卢仝品尝友人所赠新茶，连喝七碗之后作诗：“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从唐到明以来，都格外强调茶以早为美，也就有了茶与节气之间的紧密关联。
一盏新茶背后，承载着中国人生活的趣味与本义。种茶者、贩茶者、品茶者、习茶者……在这新茶季里，晨报记者辗转杭州、上海两地，探访多位圈内茶人，听他们细说茶之道。
这几日，春茶就要上市，爱茶的，才开春就盼着这个日子了。冒着热气的水与新叶相拥的一霎那，片片嫩芽忙不迭地舒展开身姿，如少女般娇羞地立在杯中。闻上一闻，品上一口，尽是满足。
追随春茶的脚步，在上海这座城市，来到叶家，找到了叶应春。
他，坐在茶桌另一头，手边的壶正在煮水。身后大大的一面墙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茶具。他往面前的大茶壶里放了一些前几日刚采下的乌牛早，水开了，拿过来，泡进去，那纯熟的手势，一看就是天天不离茶的人。“喝喝看，今年的新茶。”说话间，已将一盏茶送上前。新茶喝起来，外行也能觉出一种格外的香。莫道茶人爱尝鲜，实也难怪。
与他喝着茶，对话。感觉时空都不自觉地慢了下来，思绪也飘得很远……
1993年春，叶家将一车福建毛峰卖给了上海闸北区大统路上的一家茶叶店，那是他们第一次接触上海这座城市。
福建寿宁，有个古镇叫斜滩。镇口，竖着一块大石，在上面题字的，正是叶应春的爸爸叶石生，那个曾每年被骗一两次的茶叶生意人。
1993年春，叶家将一车福建毛峰卖给了上海闸北区大统路上的一家茶叶店，那是他们第一次接触上海这座城市。那时，全国还没形成有规模的茶叶市场，在上海也是以散落各区域的国营店的交易居多。
年底要收款了，却不顺利。店主称，茶叶卖不出去，没钱付款，只能退货。那年上海的冬天仿佛特别冷。
与其再把茶叶运回福建，不如租个门面把茶卖掉。当时上海主导茶叶行情的国营店，价格把得很牢，普通的福建绿茶也要卖每斤50-100元。起初，叶石生只卖每斤25-35元，因为价格开得太低了，有客人怀疑：“是假的吧？”后来，把价格标高到每斤30-60元，竟畅销起来。那批茶叶，短短两个月便销售一空。
叶家的茶叶店于是真正在上海这座城市开了起来。第一年，上海的茶叶店就赚得比老家的茶厂多。福建的茶厂在第二年就承包给了别人。
叶家爷爷，最早，只是在福建老家种了一些茶，那个时候叫“炒青”。茶叶是用家里煮饭的铁锅自己炒的，赚些生活费，养家糊口。“那时我还小，爸爸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帮爷爷一起种茶。家里的男人全都下地干活，女人负责采茶，我奶奶、妈妈都是这样。”
出生在早春三月的他，注定了连名字也和茶叶有缘。在叶应春8岁的时候，爸爸幸运地抽签获得了当地村办茶叶加工厂的承包权。叶家做茶，才真正可以说从养家糊口变成了“做生意”。
1995年，叶家在上海已经开出5家茶叶店。自产自销不够卖了，必须进浙江、安徽等地的茶叶补充。叶应春回忆，那几年，上海的茶客还是以喝绿茶为主，但也渐渐开始涉猎其他品种。“那时来店里买茶的，多为工薪阶层，几十元、一两百元一斤的茶叶最好卖。有不少回头客。”
在私家车尚未普及的大上海，只能踩个三轮车，从城这头到城那头进货，来回要耗上大半天，“为什么不把这些供货商放在一起？”叶家萌生了创建茶叶批发市场的念头。
1996年4月，叶家经营的大统路茶叶市场开业，这是上海的第一家茶叶市场，也是全国最早的一批茶叶市场之一。
卖茶20多年，上海人的海派喝茶习惯、市场的起伏变迁，叶应春差不多都经历了。
2003年以前，上海人多数只喝绿茶。2003年开始，普洱风靡起来，好像赶时髦一样，都想尝一口。
“我当时也特意开了一个店，专卖普洱，”叶应春说，记得有一位客人，一边嘀嘀咕咕：“这价格，都是你们这些人炒起来的……”一边却大手笔买下好多：“给我拿一件吧……”“一件”，相当于84块饼，当时一块普洱茶饼将近800元，“一件”差不多就要六七万元左右。
普洱有个好听的别名，叫“可以喝的古董”，因为它可以存放，所以衍生出了投资属性。经常会有人指着货架上的陈年茶饼说：“我不要你里面拿出来的，我就要你货架上这破破烂烂的。”未曾预料，市场炒作愈演愈烈，到2006、2007年几近疯狂，最后演绎成了一场暴涨又狂跌的闹剧，很快为市场所弃。
2008年，铁观音很快补位，这种“功夫茶”，尤其是清香型铁观音，因其清新微甜的口感和独特的泡茶手法，迅速为市场所接受。但可惜的是，因为中外标准差异问题，铁观音不幸卷入一场某元素超标的口水战，渐渐减了风头。
到2012年，上海茶市可以说迎来了红茶的春天，“金骏眉”成为那一年当红的角儿。然而，或许是研发方缺乏品牌保护意识，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鱼目混珠的“金骏眉”，这个名字也很快落寞。2014年，福鼎白茶以及各种新款茶开始走红。
卖茶20多年，上海人的喝茶习惯、市场的起伏变迁，叶应春差不多都经历了。
在一些人眼里，茶，成了身份的象征。好多年前，就有“土豪”爱买“高档茶”。
“当时我们店的房东，身上穿800块钱的T恤，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今天一件8千元的衣服”，这位阔气房东有次来店里，说，你们店最好的茶叶是什么？“爸爸拿出一款自己取名为‘大白龙’的福鼎白茶，每斤800元卖给了房东。房东喝了有点疑惑：这茶怎么那么淡？爸爸和她说，好茶就是这样的……”说起土豪来，无论是当年的，还是当下的，气氛总是很欢乐。
随着政府限制“三公”消费，高档西湖龙井的价格应声而跌。兜兜转转，好茶，又回到了老百姓的杯里。
谈话间，杯中茶已由龙井换成了白茶。喝上一口，思绪也被勾回这杯中。茶，最终都是用来泡的、喝的。茶的滋味，是人品出来的。
在上海这座城市，喝茶也由一项小众的爱好，变成一种大众的习惯。
市茶叶学会在某一年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上海人均茶叶消费量不到每年100克”，大约在2000年之后，这个数值开始每年翻番。
叶应春回忆说，从普通消费者，到各色人等，对茶都很有好感，每年的茶文化节上，常可以看到名人、要人。与此同时，茶叶的价格和品种也都在上升。
大约2000年之前，市场还不怎么强调“西湖龙井”，而只是称其为“龙井”，那时候的“龙井”就卖得很好，价格也不贵，几百元一斤。浙江其他地方的龙井则大多被称作为“旗枪”，销售明显不如“龙井”。2000年之后，“西湖龙井”名气越来越大，“旗枪”则渐渐无人提及了。“西湖龙井”成了一枝独秀，各方追捧。“院外风荷西子笑，明前龙井女儿红。”身价扶摇直上，从每斤1000元涨到1万元，拍卖会上更出现数万元一斤的天价。“买的人不喝，喝的人不买。”高档西湖龙井仿佛变成了“礼品茶”的代名词。
随着政府限制“三公”消费，高档西湖龙井的价格应声而跌，2013年，每斤5000元；2014年，每斤3000多元，销量也锐减。叶应春的一位老客户，原先一直订购每斤4000元的西湖龙井，这两年，有了购茶费不得高于每斤500元的规定，于是改买了便宜的浙江龙井。
兜兜转转，好茶，又回到了老百姓的杯里。
从喝着福建绿茶的甜，到品出浙江龙井的香，一直到接触了铁观音的一整套品茶工序，叶应春说，“喝茶变得越来越有感觉。”
普洱刚开始火的时候，泡出来的茶水好似“酱油汤”，跟着大家一起尝过；红茶走红之时，也要尝一尝两万多一斤金骏眉的滋味； 正宗西湖龙井一杯接着一杯喝过，还是一样会想早点品上几口乌牛早。在叶应春眼里，茶，没有最爱。什么样的心情，会想要喝什么样的茶，完全是随性而为，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从出生到现在，与茶相伴了30多年。现在喝茶，常常会跟着季节走。秋天，喝铁观音。暖胃，红茶最好。夏天，会首选白茶。
别人家的小孩，渴了喝水；叶家的小孩，渴了喝茶。孩子感冒发烧了，就用福鼎白茶煮水喝。诀窍是选用七、八年的陈年老白茶，因为它有一定的消炎功能，要放冰糖一起煮。煮好的水，有甜甜的茶味，孩子很爱喝。喝上几杯，睡一觉，烧就神奇般地退去一些。
夏天，他带孩子们去香港玩，最好的私房饮料也是白茶——它可以冷泡。放几片到矿泉水里，半个小时已然在瓶中化开。凉白茶的滋味比热泡的更清甜，正是有了这些简单易制的瓶装凉白茶，虽然整整一个星期暴露在南方的酷暑中，都没有扫了孩子们游玩的兴致。
可以想见，叶家的下一代，也会是和茶一起成长。他们的童年，已结下这样的一份茶缘，这里面包含着平和、踏实、闯劲与坚持。
